评论界的集体阳萎(于阳老师的又一篇好文章) 转自http://post.baidu.com/f?kz=22817192

上周随手写了一篇博文，记录了沈文裕钢琴演奏的听后感，不料被沈文裕粉丝四处张贴，追溯之后方知卷入小沈天才的职业生涯纠纷和小沈、郎朗、李云迪大PK。

感触颇深啊。

以专业欣赏甚至业余爱乐水平而言，这三人尺短寸长几乎毋庸分辨，听几个音符就知，何故闹成PK口水战？思忖数日方明白，那懂音乐的全不作声，然后 不懂音乐的大打口水战。郎朗固然是中国人尤其音乐界的骄傲，不管怎么说，能用欧洲艺术赚欧洲人的钱，就是本事。但是要是把郎朗捧成一个大忽悠，那就不是他 爸的丑，而是中国人的丑。

懂音乐的人当中，谁有义务吱声？

当然乐评人责无旁贷。

中国出了几位钢琴少年本是中国音乐之大幸，忽然想起，怎么从未看到对三位尤其李云迪、郎朗的客观评价和定位，只有廉价溢美之词和商业吹捧。而以我对音乐界的了解，圈内人肯定心知肚明，而且依中国音乐人的性格也免不了议论纷繁；但就是不说，让它永远憋在幕后。

何故如此？门派之争也，江湖中国也。

这样骂乐评界，当然也冤枉他们了，不独他们如此。环顾中国，所有文化事业的批评包括文学、戏剧、电影、电视、评奖、论文成果评审、职称评级……哪 有几样正经批评，要么圈子里捧场炒作，要么圈子外诽谤攻击，整一个胡搅蛮缠、乱棍搅屎。最后的结果，就是批评者蜕变为捧场者，积极参与江湖码头分肥。

文化批评是文化创新的关键一环，没有客观批评便不可能有文化进步。

随便怎么分析都是如此。

譬如我们用达尔文进化论——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，沈文裕、郎朗、李云迪们“竞”了，谁来择？最终的答案可能是听众来择，但是听众音乐水平参差不齐，按照博弈的模式，形成口碑至少需要数十年，到那时天才少年早已变作庸才中年。

评论界集体缺席的游戏玩不起。

为什么需要评论界？因为评论界是一个中介，它的存在能够降低文化创新的成本，即降低科斯所说的交易费用。评论家权威解析一部新创作的得失，并向受 众推介，从而使受众的选择正确、有效，从而做到优胜劣汰，文化进步，国家进步。如果批评家不说，或者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事实上的批评家，那就完蛋了，根本 无法区分两个创作的差异，那就等于对创新和进步熟视无睹，最终的结果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，文化创作滥竽充数。等到公众恍然大悟之时，早已时过境迁、于事无 补。

批评界为什么萎缩？

按照制度经济学的分析，批评家的正经工作一定要有回报，而且客观公正的批评构成批评家的利益最大化，以此激励批评家。在欧洲，尤其在古典时期，批 评家的地位是一言九鼎，他让你红就红，他让你死就死，至少暂时如此，当地如此。最权威的批评家几乎就是权威的理论家，譬如 “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运动的形 式”这一著名论断作者、经典音乐学家汉斯立克，其职业不过就是乐评人。他的言论公正性和权威性，影响了音乐之都的大部分听众，呼风唤雨直接影响票房和市 场。听众为何追随他的评论？答案就是水平高并且公正。比比维也纳乐评人，再看看中国乐评人，说他们阳萎实不为过。阳萎为什么不去治疗？从经济学分析：就是 他们阳刚了，也没什么好处，还不如阳萎歇着好。换句话说，评论界的公正批评，达不到一种“纳什均衡”，写一篇公道的评论，所得无非几十元稿酬而已，一旦得 罪人，大大地得不偿失，圈内不好混。但是，反过来，如果将评论活儿纳入商业炒作，帮人拍马屁，那就油水大了。所以，评论在中国演变成“捧场”代名词，不少 评论人成了人家豢养的X。这是一种均衡态，学武汉人说：正暂你晓得了吧？

这个国家的文化创新，实在离不开批评界的健康建设。

我分析来，分析去，钥匙还是自己书里——中国文人江湖化了，轧码头为生，缺乏文化生活的公共空间。想一想，政治经济摆脱江湖化之前，中国文化创新没什么戏，大多滥竽充数、混水摸鱼。

只是想说，中国人做着大国梦，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，把文化创新机制整顿好了，把制度秩序治理好了，再来羡慕人家大国不迟。否则，醒来无非南柯一梦。

偏有媒体心急，大国梦喧嚣不停，从央视到凤凰莫不如此。如此说来，大国梦只是大球梦。
2007-02-09